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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謹治學、嚴格治校——回憶一中
編輯日期:2012-9-1  來源:安慶一中  作者:admin    閱讀次數:次   [ 關 閉 ]


嚴謹治學、嚴格治校——回憶一中

 

周之行

 

離開母校一中已經半個多世紀了,每當回憶起三年的一中生活,猶如發生在昨日一般,一中是一座嚴謹治學嚴格治校的學府,多少年來,彙集著一代良師,造就了大量人才,每個學子從成長到成熟,都是一中辛勤培育的結果。

19468月大約在五比一的錄取率中,我考取了安慶一中(當時稱安徽省安慶高級中學),懷著喜悅的心情回到家中,可父親卻告誡我說:“考取了一中,更要努力,更要用功,要不還是要淘汰的”。當時學生中有句口頭語“進一中要用功”一中的聲譽早就根植在人們的印象中。我從跨進校門的第一天起,就有了這種感受,一中學生是勤奮的。

為了加強管理統一作息,學校嚴格規定學生必須住校就讀。除少數家住本市並有特殊情況,經學校派人查實准予走讀外,其他一律不准外住,在這種情況下,我也是住宿生了,對學校生活更加貼近清晰。

早晨當大地熹微室內還不怎麼明亮的時候,在校園的每個角落裡就充滿了讀書聲:有讀古詩文的、有念英語單詞課文的,還有翻閱數學公式定理的,書聲無處不在,到早餐鈴聲響起,才漸漸安靜下來。

晚上教室里燈光一片,人人伏案自習,完成各種作業。沒有大聲講話,沒有大聲喧嘩,偶而有翻動書頁的沙沙聲或小聲喁喁的討論習題聲,直到熄燈就寢。

我更忘不了老師們授課情景,本來一中教師當時大都是教書界的精英,為人師表的典範,像金真逸老師講解語文(特別是古詩文或散文),對於文之結構、詞之精華、字之涵義,解析得極為精辟,學生們循文探索,深得其精髓所在,無不為之所服。謝養和教授歷史,似江河直下,酣暢淋漓,不可終止。講到帝王興衰朝代更迭,借古諷今針貶時政,發人深醒。當年學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師葛冰如,並不直接教我所在班的課程(當時她主講文科乙班語文),偶而下課時,我們跑到她講課教室外,隔著玻璃窗,只見她在黑板上寫粉筆字,如行雲流水一般漂亮極了,可以想見她的教學水平之高深。一中有這些棒的教師傳授知識(當然也包括一大批忘了姓名的老師)學生們怎能不增長才幹增長學問?

數學老師徐裕謀等在數學王國里,教導學生們認識數學規律,掌握基礎應用,提高運算能力,論證數學定理各方面,同樣給我們有所建樹,把學生們的求知欲提升到一個全新階段。我就受益不淺;當年我在一中畢業後,大學停止招生,我參加了一個工作單位招考。在數學考卷上,有一題‘無窮級數’的演算題,恰好我在高三時徐裕謀老師教我們學過,演算時如魚得水,我的數學試卷幾乎滿分,最終理所當然我被這個單位錄取了。

高三這一年,學校根據學生選擇,劃分文、理科,我編入‘文科甲班’。文科極重英語,既學課文又學文法。其時一位老師(名字已忘)聽說原在國外多年,回國後聘在安徽大學教授英語(當時大學校址在現在安慶師範學院),兼教一中高三兩班英語課。記得他每次來校,都是坐著黃色車往返。他一上講臺習慣用英語開場,無論教念生字(單詞)和課文,先是用英語上課,反覆幾遍以後,才開口講漢語並口譯課文。顯然這口譯課文,對學生來說極為重要。那時沒有收錄機隨身聽這類東西,為了課後複習方便,我採用了一個辦法就是‘速記’,當老師用漢語翻譯課文的時候,我就一邊對照課本,一邊飛快地用漢字記錄,他譯到哪裡,我記錄到哪裡。一開始跟不上,時間長了我的記錄速度就基本上能夠同步。這對於我提高英語譯讀能力和掌握文法運用,都有很大幫助。特別令我意想不到的是,還鍛煉了我的速記本領。參加工作後,速記居然派上了用場。當年7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紀念,上級行領導來訓練班為學員作‘黨史’報告,選我上臺作記錄,會後稍作整理,就油印出來,作為會後大家的學習輔導材料,這也是學習英語課給我帶來的副收入。

1948年正是國民黨蔣家王朝土崩瓦解的年月,解放軍節勝利。地理老師講課前,總喜歡講一點時局動態,並表達了期盼和樂觀的心理,學生們也非常關註愛聽。後來解放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,眼見國民黨末日來臨,當學生們再次追問他對形勢的看法,此時他反而緘其口避而不講了。只是笑笑說“無可奉告大家看報”惹得同學們哄堂大笑,原來他怕講多了,會遭到反動派的懷疑和迫害。

在窮途末日到來的時候,反動派的瘋狂,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。49年初我親身遭遇一次國民黨軍隊的胡亂抓人。當時解放軍正逼近安慶,對安慶形成圍而不攻之勢,國民黨駐城部隊妄圖負隅領抗,在城郊四周加緊修築工事。城已被圍,無法徵集到民工,就在城內胡亂抓人。一個星期天我和一位同學上街,竟被國民黨軍隊抓住,帶往他們的“警備司令部”(現孝肅路人大房子)準備集中待用。雖然反覆聲言我們是在校學生,要回去上課,可當兵的置之不理,正所謂是“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”,僵持多時,校長程勉聞訊趕來,一番周折,才將我兩人領出。並告誡‘我們當前形勢複雜,上街要小心,無事不要上街’云云,關愛之情溢於言表。

安慶終於解放了,此前學校放了幾天假,我在家中剛獃了兩天,解放軍已渡過長江,隨即學校通知複課。我趕緊回到學校,此時課堂內外,舊貌換新顏: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掛象,有人唱起了“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歌聲燃起了大家的希望和活力,教官不見了,軍訓課取消了,教導主任操震球是民盟人士,解放前與地下黨早有接觸,調省當上了教育廳副廳長,其老師原班上課。6月初學校提前讓我們高三班畢業。我領到蓋有安慶市人民政府大紅印章的畢業證書。證書上端印著麥穗和齒輪,象徵著工農聯盟人民可以當家作主了(後來我們證書交給了組織存入檔案)。

現在我已是一名國家離休幹部,已進入古稀之年,但回憶起一中生活,我不禁要深深地懷念那些敬愛的老師,也許他們有些人已經作古,但我永遠記得他們的言談笑貌;我永遠懷念程勉校長那種治學治校的長者之風;我永遠懷念一中,我的母校!

 

(原名周文奎 49年一中畢業)